这两天比较大的新闻是关于美联航如何从客舱里拖走乘客的，那么美联航事件背后的心理又是因为什么呢?
她是一个非常靠谱的好人也是一位忠诚的员工。她跟我说，“当值乘务什么都没做错。她们完全按照程序来的。”
没多久，CEO的信也出来了，也是这样说的。
当然，再过了几个小时，全世界群情激愤，CEO重压之下，改了口气。
新闻事态的发展永远都是瞬息万变，各种反转。
不过这件事也很难反转了，虽然有各种说法，比如这个乘客有吸毒诱奸的黑历史，有精神疾病，现在还想讹一笔。
但这些都不能反转他满脸带血被航警从机舱里拖出去的画面。
美联航缺乏人情味的“程序”成为众矢之的。
其实不用我朋友强调，我也相信当值的乘务人员是完全按照她们理解的程序完成任务的。
在这个“程序”的两边，一边是愤怒的乘客(我也是饱受她们冷脸的一份子)，另一边是觉得非常冤枉的乘务人员和美联航全司：
每天繁忙还有风险的工作，一群各种有理无理要求，还常常不配合的乘客;
完全按照规定来，不但不被理解，还被全世界骂。
换了你，冤不冤枉?生不生气?
我有个毛病，很喜欢把自己代入各种可怕的极端事件里。
比如，动车挤死人，我会想，我有没有可能情急之下爬轨道?
地铁夹死人，我会想，我又没有可能急着上班硬要把自己塞进去并盲目相信车门会在我后面好好地关了?
想来我可能都会，常常会颇为惊醒：能活到今天都是因为运气好没被那些情景挑战过。
而把我放到这条新闻里的当事人，我会不会也像那些乘务员一样，认真照章办事，然后冷漠地看着这个老头儿被拖出去?
这就让我想起一个心理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实验，“米尔格兰姆(Milgram)电击实验”。
这个实验是这样的：参与者(“被试”)被一位“老师”(实验工作人员扮演的)告知， 在隔壁房间里有些学生(也是实验工作人员扮演的)在做字意搭配练习，
如果学生做错了，“被试”就要在“老师”的要求下按电击控制器，电击那间房间的“学生”。
每逢做错，电击伏特数就不断加码，从15伏一直到450伏(足以电死人)。
这个过程中，被试们一直能听到隔壁房间里越来越凄厉的惨叫，还有，惨叫的戛然而止。
有被试在过程中产生了“良心的拷问”，但老师说，“继续”，或者说“继续，这样做是对的”。
结果，65%的被试都从头到底完成了实验。还有彩蛋：很多人做完了高高兴兴地走了，并没有去隔壁房间看一下那个“学生”怎样了，电死没有。
再加个彩蛋：Milgram把这个实验加以修改又做了20多次，结果都是差不多：大多数人都把它从头做到底，那些“学生”的死活并没有影响他们。
大家看到这个实验和美联航事件的相似之处了吗?
当初Milgram做这个实验的时候，适逢纳粹杀人魔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经历了漫长的法律程序终于上了绞架。
美国人与德国人之间本是兄弟情谊—美国的早期移民中很多是德国人。所以大家完全不理解德国人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
这真是人性悬而未决的谜：今天你走进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馆，一路走到底，有一个大大的“WHY”字高悬在空中。
真的，为什么啊?
但在当时，是真的有“理由”的。
比如，希特勒说，因为犹太人一直出卖德国的利益，扰乱金融秩序，使得德国无法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
比如，希特勒说，为了人类和地球更美好的未来，咱日耳曼人要有勇气承担起优化人类，创造美好，及消灭那些带着恶的传承与文化的传播的责任。
听着是不是还“挺有道理“的呢?
所有的恶，都是那么一个“有道理”的领导人振臂一呼，把那些夹带着恶的目的美美地合理化之后，然后有很多觉得有道理的“跟随者”呼啦啦跟着一起完成的。
做“跟随者”是很容易，很舒服的。
“不用承担责任”，解除了很大一个现实与道德焦虑之源。
从心理学和进化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跟随者。
当我们刚生出来时，我们就会跟随母亲的表情照做，还会跟随母亲的目光而转移。
诺贝尔获奖者Konrad Lorenz，发现鹅刚孵出来，就会跟着第一个会动的东西走。很多其他动物，包括小孩子，也体现了相应的特质。
跟随，简直可以说是生而为人的“缺省设置“。
以服从为天职的士兵，是跟随的极端表现：命令之下，一切之上。
而兢兢业业完全照章办事的美联航工作人员，也是认真的跟随者。
说起来，我也曾舒舒服服地做过跟随者。
我以前在一个大银行里工作，在我日常处理的业务里有那么一个事，就是回复银行职员给公司提的各种改进意见。其实我是很喜欢看这些信的，但每次我去老板那里汇报的时候，她总是说，我们并没有资源做这些改进的事儿。
那我可怎么回复他们呢，我问。老板说，你就说，我们收到了，正在努力集结资源做这些事。这样也对得起他们的好心，而且我们也没说瞎话吗。于是，我就认真地这样回复。到后来，我就一直这样回复，再也没有想过为什么。
跟随与服从是完全没有脑子的么?不是。
我们日常的平庸服从，给了我们一个礼物，就是多余的大脑处理信息空间，就是，我们还是有情绪的。
什么情绪呢，挫败感，沮丧感，麻木感，没有了责任焦虑后的对未来的恐惧，还有……某种作恶的暗喜。
当我刻板地回复那些信件时，我心里也是有恶的快感：提什么意见，你以为你算老几哼哼。
请允许我黑暗地揣测一下，美联航的工作人员，看到那个老头儿被拽出去的时候，心里多少都有点吁了一口气的快感吧，而他脸上的血，嗯，关我啥事。
著名作家思想家阿伦特女士把它叫做“恶的庸常“(the banality of evil)。当我们熟识一种环境后，当我们做跟随者服从者太久了以后，我们常常忘记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我们的价值观与良心的优先级。
你要问，有什么解药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假设有人知道，也许世上可以再也没有战争了。
毕竟，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跟随者。
毕竟，在跟随的位置，拒绝服从，是要付代价的。
比如，也许当天有人站出来说，不要把他拖下去吧，我们再想想办法?轻则被急着飞的同僚(说不定还有乘客)骂，重则被扣了奖金丢了职位。也许这条新闻是没有了，但代价是一个人的职业生涯。
所以我们较少看到反抗，较多看到服从，和过度的服从。
那么，如果你确实不想如此，有什么可以试着做的吗?
姑且试试这些吧：
一是培养“设身处地”的能力，是所谓同理心(Empathy)。
同理心是情商的一种，天生的成分多，后天也是可以训练的。假如你是一个天生同理心很强的人，不要压制它，把它释放出来，是给自己和世界的一个礼物。
有同理心的人，看天看地看人，都会多了一层温柔的色彩。
二是发现和放飞自由的心灵。
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岁月里，都被各种角度来的力量扇过耳光。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然就怎么样。这些力量，让我们放弃了成为自己原本模样的可能，以方便更好地训练我们服从。服从久了，我们像去掉裹脚布的金莲，不记得脚原来的模样了。
但就从今天把小鞋脱掉吧，让脚能长回来多少算多少。一个心灵自由的人，才更有可能在决策的时刻忠于自己的智慧与良知。
三是做自己的领导。
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说，“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这也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 你们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
不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束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们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虽然你也许在工作中，在社会里，并不是个“领导”，但你仍然可以是自己的领导，做一个有独立而丰富的内心，不受人惑的人。